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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功能实现——基于文化嵌入

来源:未知   时间:2018-08-31 13:06  点击:

摘    要:
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移植自西方成文宪法国家, 考察其功能实现应注意其所深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 其中世俗性的法律传统和脆弱的信任现实构成了其文化嵌入性。为实现宪法宣誓制度的规制、实施、凝聚功能, 有必要从提升宪法宣誓制度实施的外部与内部语境、促进公民宪法信仰的生成与发育、树立宣誓者的宪法宣誓观念等方面寻求文化嵌入性制约的突破。
 
关键词:
宪法宣誓;嵌入性;仪式;宪法信仰;
 
作者简介:郑晓英 (1978-) , 女, 山西忻州人, 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讲师,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从事法学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8-06-09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Oath in China——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mbeddedness
ZHENG Xiao-ying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al oath system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transplanted from the country of the Western written constit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deep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 secular legal tradition and the fragile trust reality constitute its cultural embeddednes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g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hesive fun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oath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the breach of the restriction of cultural embeddednes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text of the constitutional oath system,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izens' constitutional belief, and setting up the oath concept of the oath.
 
Keyword:
constitutional oath;embeddedness;ceremony;constitutional belief;
 
Received: 2018-06-09
 
自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之后, 带有舶来色彩的宪法宣誓制度开始在我国落地生根。这项借鉴了域外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做法的制度, 被寄予“彰显宪法权威, 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 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 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的厚望。
 
宪法宣誓制度实施以来, “宣誓”作为仪式的约束力以及违誓行为的法律责任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2016年发生的香港议员宣誓事件“将非常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变成了一个表演……是一种不效忠、不拥护的表现”[1], 内地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无意的“宣誓瑕疵”现象[2]。这些情形都不利于宪法宣誓制度积极价值的发挥, 同时也促成了人们对其功能实现成效的深思与追问。由于现有的宪法宣誓制度并未涉及对违誓行为的惩戒, 目前学界的对策性研究多集中于宪法宣誓责任机制的构建, 探索以法律责任的形式防止或制裁宣誓主体的拒绝宣誓、保留宣誓或违背誓言等行为。本文并不否认宣誓责任机制的规训价值, 然而对于一项以“真诚”为核心要素、以“信义”为约束支撑、以“程式”为表现形式的仪式性制度, 是否有更为根本的途径实现该制度的“自律”本意而胜过于设置法律责任的“他律”?换言之, 切入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置身的文化语境, 解读其实现的文化制约性并探求其功能实现的文化资源是一个可能的思想路径。从这一角度看, 嵌入性理论以及文化嵌入性提供了可资分析的视角。
 
1 嵌入性理论及文化嵌入性
嵌入性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经典理论, 其创始人波兰尼 (Polanyi) 提出了应当关注经济活动中的非经济制度因素, 如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经过后继研究者的努力, 该理论已拓展至多个社会科学领域, 也被用以诠释公共政策、法律制度等的嵌入性问题。其核心要义是, “社会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以各种各样的复杂方式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每一个构成部分都是其他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产物, 每一个构成部分的状态都是由各种不同力量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均衡。”[3]社会制度的实施往往深嵌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等多重因素所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其成效远非执行体系得力与否可以解释。其中, 文化的嵌入性表现为社会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念、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因素对制度实施形成的制约。相较而言, 文化嵌入性潜在且隐蔽, 因其深藏于社会成员的心理意识、思维方式之中, 进而影响其行为方式, 甚至成为代代相传的“民族记忆”, 带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延续性特征, 从而成为制度实施中不易察觉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并不呈现出积极或消极的单向度, 而以复杂交织为常态, 有必要甄别和利导。
 
2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文化嵌入性
尽管我国历史文化中并不缺乏“盟誓”“宣誓”“起誓”等传统资源, 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仪式性程序也同样丰富, 但宪法宣誓制度是他山之石无可否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说明明确指出“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 “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 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通过移植域外经验弥补宪法程序建设的缺失是这构建一制度的主旨之一。
 
从宪法宣誓制度的起源来看,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了《大宪章》并宣誓“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大宪章》的条款, 随后的成文宪法诸国都继承了这一制度。虽然这些国家大多以政教分离为基本原则, 宣誓冠以“上帝的名义”实则是对世俗国家负责, 但仍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宣誓制度的形成与其深厚的宗教背景不无关系。已成真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源自于基督教“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总统就职、证人作证需手按圣经发誓;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以及渊源于牧师的法官的法袍等等无不显示着宗教对法律传统浸渍的痕迹。用伯尔曼的话来说, 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 就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许多价值上面的。在伯尔曼看来, 法律与宗教共享着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二者有密切关联: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性, 而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4]。中世纪宗教法漫长的统治历史最终赋予了西方法律文化以深厚的神学底蕴, 同时也为西方的宪法宣誓提供了文化嵌入性的注解。有着宗教文化传统氛围的烘托, 宣誓制度更容易获得扎根的土壤而不易流于形式主义。
 
反观我国法律成长历史, 宗教很早就完成了从法律中的退却。初民时期“民神杂糅”的宗教秩序在周朝即被“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的道德秩序所取代, 秦朝之后的大传统则以德主刑辅为主要特征。人们对法律的畏惧并非出自对某种超验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 而是源于对国家暴力和道德耻辱的忧心。政治的道德化渗透至法律领域, 造成了法律与道德、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模糊不明, 法律并不需要宗教辅之以神圣性便能获得普遍性与有效性。在此背景之下, 尽管古代法律实践中亦存在某些宗教色彩的活动如神判、刑忌、巫术等, 但多因统治者或审案官员的工具主义和功利心态所致, “从表面上来观察, 我们确不易见宗教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 “我们的法律也不曾依赖巫术宗教的力量来维持”[5], 世俗性和伦理性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及古代民众法律意识的特征, 而非宗教性。
 
与此相对应, 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起誓”“宣誓”“盟誓”活动, 并不以超验的神秘力量作为保证实施的依凭。帝王盟誓、百姓赌咒, 义结金兰、啮齿为盟等等带有强烈起誓色彩的行为也许以“苍天”“神灵”为见证, 是否践行誓言却主要依赖发誓者内心的道德信念以及世俗的人和人之间的信义。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的君子向来被看作是践行儒家道德的典范。古代社会差序格局式的人际关系, 使得陌生人间形成的盟誓更需要以诚实守信的方式保证, 所谓“人无信不立”, 一旦失信, 将严重影响其在社会群体中的交往活动。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度转型的时期, 传统的人际信义开始受到挑战甚至出现断裂。交往环境变更、利益冲突、规范缺位、价值观碰撞等因素使得公众的“本体性安全感”不断降低, 从而对他人产生质疑或难以信任的消极预期。与市场经济“逐利性”特点相伴而来的是对待信任的功利心态和实用主义, 即是否给予信任是根据需要或是否能够换取利益、获得好处, 使得传统文化中的信义丧失了原本道德规训的意义。“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是无用的别名, ”[6]赌咒发誓不再具有补强的效力而更像是掩饰心虚的表演。这一现实语境反映在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接受上, 就会认为这一制度因缺乏宗教和道德等信仰支撑而容易流于形式和表面。同时对宣誓主体而言, 就职已成既定事实, 宣誓作为程序性环节并不对其就职的效力产生实质性影响。葛德文早已怀疑其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不宣誓而就职, 我的职责会怎么样呢?强迫我举行的宣誓能使我的职责有所变化吗?如果不能, 那么这种强制行为本身不就是无形的说谎吗?”[7]现实中存在的“宣誓瑕疵”现象正是此种心理的投射。
 
3 文化嵌入性视角下的宪法宣誓制度功能实现
文化嵌入性的视角提示我们, 制度的实现成效需要嵌入现实的、本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中考察, 通过揭示“制度的关联性特征”来分析其功能实现的负外部性, 进而寻求破解之道。
 
3.1 宪法宣誓制度的功能
从整体意义的角度, 宪法宣誓制度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 规制功能。法律程序本身具有不依赖实体法的独立价值, 如对法律适用者的恣意形成理性的规制、为法律适用结果的妥当性提供前提等。宪法宣誓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程序, 通过特定的语言、姿势、行为以及特定的场景赋予就职行为以程序方面的法律效力, 从而使就职人员身份的转换获得程序的认可和规范, 实现对国家权力转移的规制。它表明国家权力的交接不是任意的、私下进行的, 而是一种兼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公共行为。公众作为聆听者, 可籍由这一公开程序获知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与职责, 实现人民对权力的监督。
 
第二, 实施功能。宪法宣誓制度具有实施宪法的功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拥有最高性和权威性, 但亦因其最高性和权威性而成为事实上的“闲法”。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而言, 宪法仍只具备间接的适用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唯有实现从纸本到社会生活的飞跃, 立法的价值方能凸显。但法律实施的途径是多样化的, 对于性质特殊的宪法, 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令其付诸实践的具象化路径。
 
第三, 凝聚功能。现代社会中多元化事实的存在使得人们在深层次观念上达成共识不太可能, 但是就法律所认可的价值体系达成重叠共识还是可欲的。尤其是一国的宪法, 作为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集中代表, 可为成员提供共识的基础。宪法宣誓将这一价值共识达成的程序外化, 不仅唤起宣誓者对宪法的尊崇感、对自身职责神圣的使命感, 同时激发聆听者对宪法的向心力和尊重之情, 在此基础上凝聚和塑造所有社会成员对宪法权威的实质性认同。
 
3.2 宪法宣誓功能实现的文化嵌入性破解
宪法宣誓的实质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8], 宣誓过程中, 宣誓的场所、宣誓者的语言、行为都是具有特定符号意义的表征。人们对这种符号意义的理解和接纳, 受制于符号体系背后的文化背景。对符号的解释最终要立足于文化性的方式[9], 由此观之, 宪法宣誓功能的有效发挥最终要立足于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如前所述, 世俗性的文化传统和当下脆弱的社会信任体系都使得嵌入其中的宣誓制度缺乏精神层面的支撑, 突破困境仍需关注内化的进路。
 
首先, 提升宪法宣誓制度实施的外部与内部语境。宪法的实施成效要受制于一国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以及人文环境等因素, 作为宪法实施环节的宪法宣誓制度, 其实施同样嵌入到由上述因素构成的外部语境之中。改善和提升外部环境的整体水平尤其是法治建设的水平, 无疑有助于宪法宣誓功能的实现。从宪法宣誓的内部语境来看, 宣誓仪式不仅应满足“场所、国徽、国旗”等保证庄重、严肃气氛的物质条件, 同时还应满足公开、开放的程序条件, 如吸纳更多聆听者以各种途径和渠道参与, “在万众注目之下, 举行庄严的就职宣誓, 这不仅可以使宣誓者本人从这种神圣的仪式中经历一种神圣的体验, 也同样可以使广大的民众同时经历这种神圣的体验。”[10]
 
其次, 促进公民宪法信仰的生成与发育。公民的宪法信仰, 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信仰是宪法得以实施的思想基石。不可否认, 法律和宗教存在异质性:宗教信仰因神秘莫测而获得神圣性, 法律却是因其明确和可预见而成为规范人们生活的权威。因而人对法形成的信仰, 是一种基于理性认知的“工具合理取向”而非类似信徒盲目的崇拜和狂热的献身。在道义型信任式微的当今社会, 以法律制度为对象的系统型信任正在成为信任模式的主流, 而宪法作为人民主权的标志和社会价值共识, 理应被公职人员和普通公众奉为精神圭臬。从某种意义上说, 宪法宣誓制度和宪法信仰是互为辅佐的关系: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唤起和培养民众的宪法信仰, 而宪法信仰的生成与成熟又有助于公众理解和认同宪法宣誓的价值。当下应积极营造全民尊崇宪法、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 促进公民宪法信仰的生成和发育, 从而助力宪法宣誓制度功能的实质性发挥。
 
最后, 树立宣誓者的宪法宣誓观念。构建和强调瑕疵宣誓、违誓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必要的, 但是就宪法宣誓制度设计的本意而言, 公众更意愿看到宣誓主体的誓言出自内心善意真诚的确信而不是畏惧宣誓制度背后的国家暴力保证。“我的舌头发了誓, 但是我的心却没有发誓” (欧里庇得斯) , 虚伪的发誓表达的是宣誓者并无有诺必践的意图, 使得宣誓制度本应有的诺成价值落空。实践中一些公职人员使命感缺乏、责任感淡薄, 誓言掷地有声实则并未真正履责的情形并不少见, 需要树立起宣誓者真诚的宪法宣誓观念, 不断深化宣誓者对宪法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法定权责的认知, 实现内心的真诚意念与外在的仪式程序真正意义的结合。
 
4 结语
宪法宣誓制度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一项在大多数国家落地生根几百年的制度, 其发祥和繁盛与所嵌身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对这一制度的移植不能仅关注其规范性和仪式性的价值, 同时应注意其功能实现的嵌入性制约。培育社会法律信任, 发展理性的法律文化, 为宪法宣誓制度实现提供文化语境的支持, “形”“实”兼备的宪法宣誓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张红日.香港议员宣誓风波中联办官员:有15人把宣誓当表演来羞辱国家[EB/OL]. (2016-11-10)
 
[2]段成钢.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成效、问题及对策[J].人民之友, 2017 (5) :52-53.
 
[3]郑晓英.嵌入性理论视角下的法定权利实现[J].晋阳学刊, 2017 (5) :99.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2-13.
 
[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285.
 
[6]刘建.上海市一项调查显示九成市民认为诚实守信等于“吃亏”[EB/OL]. (2010-6-25)
 
[7]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M].何慕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483.
 
[8]张吉喜.证人宣誓的文化人类学解读[J].政法论丛, 2004 (5) :50.
 
[9]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36.
 
[10]蒋伟.论建立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J].法商研究, 2000 (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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