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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参与度探析

来源:未知   时间:2018-10-10 15:41  点击:

摘    要:
民营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发展中承担了增加税收、提供就业岗位、推动创新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社会参与度, 就应该基于政策、观念、法律等层面明确民企的市场地位, 才能为民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保障。
关键词:
民营企业;社会治理;企业外部;企业内部;
作者简介:冯学军 (1971-) , 男, 山东烟台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收稿日期:2018-07-17
Received: 2018-07-17
0 引言
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了推动国家、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 中国政府主导了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 为沿线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在大环境影响下, 民营企业更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提高社会治理参与度。
1 民营企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中国从实现改革开放之后, 民营企业不仅仅充当了社会经济体制当中的新兴经济力量, 同时, 也在扮演着全新的社会治理角色。近些年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已经步入转型关键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视角分析, 应对两大问题予以关注:首先, 要对弱势群体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社会关键转型阶段突出问题的解决方式予以回应, 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公平得到维护;其次, 应对民众提出的合情合理需求予以满足, 要做好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给人民群众。现如今, 民营企业在解决上述两个社会转型期关键问题中发挥着关键的、深远的、有效的参与作用, 同时, 也是对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外部及内部社会治理行动的有效体现[1]。
2 企业外部治理中民营企业的参与
2.1 承担多种社会责任
社会治理指企业所承担社会责任时赋予的基本功能, 能够有效改善民众福祉, 并对社会安定和谐提供维护。国内近八成的民营企业对“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是民营企业的基本职责”的观点都十分认可。因此, 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民营企业正在承担越来越重的责任, 这为企业在外部承担社会责任, 助推社会发展等提供了动力。
民营企业主动对经济性社会责任进行承担, 不仅增加了国内就业岗位, 还提高了国有税收数额, 可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就目前的发展像是来看, 在工艺、安全、环境等一类的伦理型社会责任承担方面, 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正逐渐增大。中国作为法治国家, 市场经济具有法制、伦理特性, 违反双重特性的企业肯定会被社会淘汰。受到供给侧高策的影响, 民营企业受到社会监督、政府管制的程度不断加大, 这就促使民营企业开始自发地、主动地对各种理论社会责任进行承担。通过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 (2017) 》分析, 中级社会责任主要被国企承担, 而基本与高级社会责任则主要由民营企业承担, 民营企业对弱势、投资者等群体关注度更高, 由此可以看出民企承担了较多的伦理社会责任。
2.2 协助公共物品供应
“新公共管理”理念指出“政府应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 (掌舵) 同服务提供 (划桨) 分开的体制”, 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之间有着明显且重要的区别, 提供 (掌舵) 仍应由政府来承担, 但生产 (划桨) 可以民营化方式完成, 只要实施得当, 可以大大改善绩效。所以, 政府要积极地与社会资本展开合作, 其根本就是利用民营企业满足社会公共产品供给需求的目的, 而民企刚好借助政府的需求, 使助推社会治理的功能得到发挥[2]。例如, 面对中国老龄化加剧, 社会养老问题成为政府治理的主要难题。此时, 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民企参与供给养老公共物品, 这样即帮助民企开拓了销售渠道, 也满足了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需求, 而民企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协助政府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
2.3 引导做好文化建设
引导民营企业做好企业文化建设, 有助于融合企业内部员工的意志, 有助于内化民企担负社会职责的行为。现如今, 国内民营企业工作员工参与社会治理责任意识严重短缺, 所以, 要团结民企员工, 引领民企做好企业先进文化建设工作, 为民企培养社会责任及治理主体意识, 引导民企有效地对社会职责进行履行, 从而助推社会治理。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是企业在长期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归纳、提炼形成的观念和信条, 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好坏善恶的评价标准。应培育积极向上、符合国家和社会价值取向、关注可持续发展、激发员工进取精神的价值观, 并以核心价值观指导企业的实际行动。中国先进文化的表率就是中国共产党, 而中国共产党还具备全民基础。因此, 民企要在文化建设中融入党政思想, 要主动接受党的指引,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构建民企企业文化, 实现在企业文化建设期间, 提高民企内部向心力、凝聚力、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目标, 从而深化民企社会治理的参与度[3]。
2.4 提高服务共享意识
中国政府已经逐渐完成了服务型转型, 为民企承担、履行社会治理的责任奠定了基础, 也为民企设定了“为利益相关者、公共利益、强化社会服务意识”的社会治理价值目标。因为, 民营企业不在政府体制之内, 所以无法享受足够的经济、政治、市场资源。因此, 服务质量获得了民营企业的高度重视。就目前发展形势来看, 提供各种增值型服务是民营企业主要提供的服务, 民营企业当前正在朝“互联网+”中的共享经济新业态环境中融入, 受到新业态的积极发展影响, 民营企业的服务共享意识得到了强化, 促进了全社会公众的共享服务意识快速形成, 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3 企业内部治理中民营企业参与
3.1 维护员工劳动关系长期稳定性
民营企业内部所有员工都是非体制编制人员, 很多在一线岗位活跃的员工及部分管理者都是农民工。因此, 民营企业承担了此类人群社会福利、保障的责任。受到《劳动合同法》影响, 法律明确确定了民企保障员工劳动关系长期性、稳定性的责任。由此可见, 民营企业对弱势农民社会治理职责进行了有效的承担, 该现象对缩小城乡、阶级差距、保护社会稳定、公平具有积极影响。
3.2 关注员工文化与精神需求
民企不仅要满足员工的劳动报酬、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等需求, 满足内部治理最低要求;还要满足员工文化与精神需求。比如, 民企要积极地为员工提供培训学习、旅游活动的机会, 帮助员工丰富业务生活、满足心理发展需求, 达到物质治理的目标。同时, 民企要落实人文关怀理念, 要关注企业内部务工人员子女状况, 要为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就医等问题提供帮助。
3.3 党组织承担枢纽和领导的义务
党组织要在民企内部治理中承担枢纽和领导的作用, 因此, 企业党组织要协助、领导民企完成建设企业文化的任务, 要调动员工工作、爱岗积极性, 更要积极地为民企宣传政府经济政策。例如, 民企党组织应坚决服从上级组织领导, 要完善党组织作用联动发挥极致, 要实将“三个结合”工作做好。首先, 对职工权益维护进行有效维护, 帮助民企提高用工行为规范性、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的落实, 完成支付保障体制、工资长效增长体制的构建, 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保证员工享受企业发展硕果的权益不受影响。其次, 要和企业自我管理结合, 要求企业完成员工民主管理等体制、贫困职工帮助体制的构建, 为员工营造精良的工作环境。最后, 积极的与社会责任的履行相结合, 推动扶贫助学、救灾等公益活动的开展, 鼓励民企贡献力量、服务社会, 为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助力[4]。
4 实现民营企业有效开释社会治理功能
4.1 推动民企主动参与外部社会治理
第一, 要在法律、政策、观念领域明确民企市场地位, 给民企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坚实保障。此类做法符合“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具体要求, 也有助于提高民企竞争实力。因此, 基于立意推动产品与创新的供给侧改革视角分析, 要科学、有效地认识党制定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企要在重点垄断的行业和一带一路环境中提高自身国际经济力, 将国内企业行业的经济市场彻底还给民营企业;同时, 要为民企经济地位提供法律保护, 完善有关工作机制的建设;基于政策、管理视角分析, 要做好简政放权工作, 要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面对全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状况, 更要树立信心, 给民企成本削减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 助推、鼓励民企主动担负社会责任, 支持其积极参与企业的外部社会治理活动。在此过程中, 要以利诱之, 构建和企业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制度, 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意识, 帮助企业提升自我履行社会职责的认同度。
4.2 推动民企做好内部治理
第一, 积极组织“老三会”、群团活动, 凝聚多方利用, 寻找现代化管理学等高效运用方式, 探寻“新三会”管理层与员工、领导运用互联网及多媒体技术实现互动沟通的途径, 提高对企业员工的关注度;同时, 要做好企业文化、社会活动的组织, 提高企业文化的和谐性。
第二, 完善民企管理者、领导、组织部门、员工的党建考核体系, 要根据“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在企业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相关功能定位要求, 做好指标及考核体系的建设。
第三, 由于国内民企党组织缺乏社会治理专业能力, 所以, 企业党组织要做好穿针引线工作, 首先要协助劳动者解决工作与生活中难题, 基于微观视角帮助员工将职业生涯发展问题彻底解决。其次, 制定并落实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法律法规, 通过科学引导, 为劳动者树立“法律与理性”意识, 从而提高劳资关系的和谐性[5]。
5 结语
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 这虽然限制了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 但是, 政府部门依旧可以利用政策、法律引导、助推民企参与社会治理, 帮助政府承担社会治理责任, 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蒋鹏举, 谢海, 陈国珍.“一带一路”战略下江苏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对策研究[J].中国发展, 2017 (5) :24-28.
[2]华明.切莫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立起来[J].红旗文稿, 2016 (6) :39.
[3]宋润娟.社会治理精细化路径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18 (9) :191-192.
[4]谷亚晴, 汪永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的经验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 2017 (6) :144-150.
[5]俞可平.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J].社会政策研究, 2016 (1) :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