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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探赜——魏晋六朝文学修辞与文学风气

来源:未知   时间:2018-09-03 15:06  点击:

摘    要:
刘勰之“文心”实为其雕龙群言之精神源动力, 索源则先须观澜, 即宏观地探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因此, 首要地便是对当时文学修辞背景的考察, 包括声韵、文字及修饰倾向等角度;其次是对文士心理和文风面貌的考量。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始终都离不开《文心雕龙》其文学理论的观照。理论与实际结合, 方能更近“文心”之旨。
关键词:
“文心”;文学修辞;文学风气;《文心雕龙》;
作者简介:周华 (1994-) , 女, 河北沽源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7-09-28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Analyse the Theories of Liu Xi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Literary Modification and Atmosphere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ZHOU Hua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Literary Mind originates the Carving words of Dragons. It needs to be explored by observing waves all the way, which means overlooking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 literature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s a result, it is the viewing of the literary modification backgrounds including phonology, character and modifying trends that comes first. And th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ntality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literary world. Of course, perceiving the 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of Dragons accompanies this exploring procedure consistently, which may lead the way to the literary Mind.
Keyword:
Literary Mind;literary rhetoric;literary atmosphere;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Received: 2017-09-28
《文心雕龙》一书自齐梁之际诞生以来, 流传久远, 诸如著录、因习、考订、引证、品评者云云皆有之, 其奥义不断地为后人所阐发和接受。但也正因为这一历久弥新的趋势, 《文心雕龙》之“文心”愈加扑朔迷离。
据刘勰在《序志》篇中所总结, “去圣久远, 文体解散, 辞人爱奇, 言贵浮诡, 饰羽尚画, 文绣鞶帨, 离本弥甚, 将遂讹滥”, 是其近世之文学形状, 在《文心雕龙》诸多篇目中都曾对此表示不满, “于是搦笔和墨, 乃始论文”。可见矫正其近世之文学, 至少应是魏晋以降的文学, 乃是刘勰雕龙群言的首要出发点。
因此, 本文拟回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 并以《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思想为观照:首先, 从声韵的总结、文字的规范和修饰的倾向性三个角度考察其时的文学修辞背景;在此基础上, 考量当时文学修辞趋向引导下的文士心理和文风面貌。如此, 或可视作“文心”探赜之路的初步。
1 魏晋六朝文学修辞背景与《文心》观照
在先秦, “文学”既指文章又兼学术;两汉时期, “学”乃指一切之学问, “文”则往往与词章关联;及至魏晋南北朝, “文”或“文学”往往专指文章, 并成为专门之学问, 但是“文”与“笔”之辨, 近似于对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认知, 在其时仍无定论, 但是“文学”包含“文”“笔”确是无疑, 是故刘勰于《文心雕龙》之中间部分“论文叙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360余年, 是中国古代动乱持续最长久的时期, 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古期的开端 (1) , 文学在此阶段取得极大进展。因此, 将当时历史情境下文学修辞的状况和文学风气面貌, 与《文心雕龙》中的相关描述相印证, 是我们走近刘勰文学思想的关键步骤。
1.1 修辞的定义
首先, 我们需要明晰“修辞”的含义。
周振甫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中综合各家对中国古代“修辞”的分析, 并结合了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于“修辞”的论述, 认为“修辞……包括命意构思、用辞和风格在内”[2]66。
“命意构思”即刘勰在《练字》《指瑕》《总术》《声律》《章句》《镕裁》等篇目中, 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用辞”即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修辞格, 见之于《丽辞》《比兴》《夸饰》《事类》《隐秀》《物色》诸篇;而“风格”则在《体性》《总术》《风骨》《宗经》《时序》等篇目中多有描述, 包括作家、作品和文体的风格等。
刘勰在《宗经》篇中有言:“夫文以行立, 行以文传, 四教所先, 符采相济。励德树声, 莫不师圣, 而建言修辞, 鲜克宗经。”[3]23“励德”以“树声”, “建言”而“修辞”:此二组均为递进关系;一为“行”, 一为“文”。从“建言修辞”的方面“正末归本”, 即是“文”之教化, 是综合的、多面的。所以, 周振甫先生将《文心雕龙》中一直在论说的“修辞”归结为如上三个方面是有道理的。本文也拟沿用该定义考察魏晋以来的文学修辞背景。
1.2 古籍所反映出的文学修辞背景
汉末以来, 书籍在政权更迭之间流散、亡佚不断 (1) 。这些经籍图书的频繁流转, 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得以传播, 形成思想文化间的交流、碰撞和竞争, 并激发出新的文化潮流以填补政权更替所常常带来的主流文化之空缺:正统儒学的地位因战火而频遘屯夷, 未及自我的完全修复, 从而给了新的学派、文学形式乃至异端邪说日益滋长的空间。
加之, 语言风俗和典章制度的流转与保存, 往往多有赖于文本 (2) 来重新发掘。
因此, 借助于《隋书·经籍志》中所遗存下来的书目及其它具体的文本, 并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论述, 对于当时 (自汉末暨六朝以来, 尤其是宋、齐、梁之际) 文学修辞的变迁, 我们或可以窥见一二。
1.2.1 字书、韵书
“自二京失守, 四夷称制, 夷夏相杂, 音句尤媸”[5]495。各个地区之间语言本就不易通, 再加上战乱频仍带来的人口迁徙, 人们日常生活的沟通变得复杂起来, 往往需要文字的辅助;但庠序之教往往中断甚至久废, 读书识字者甚少, 于是人们与古书之间的隔阂就更加日久积深, 文化的传承也陷入危机。从《隋书·经籍志·经部》[4]942-947中的“书”类所陈列的诸多字书和音韵之书的条目中, 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二。
(1) 古今字考辨整理类。为了方便记忆和运用, 许多古文字在流传过程中笔画愈加轻简, 并且由于不受规范约束的缘故, 同一个字出现多个简化字形;加之俗语方言的渗透, 一字多音、或者根据字音、字义而重新组合出的新字、讹字也大有存在。在这种情形下:《要字苑》《要用杂字》《俗语难字》《文字集略》《文字整疑》《正名》《异字同音》《字宗》《文字辩嫌》《借音字》等书成, 不仅考究文字古今之意义, 亦看重俗语方言渗透书面语之后的结果, 以使得日常口语交际和书面语表达相互适应;《古今字诂》《字指》《字林》等书成, 以应读书人迫切沟通古今、传承经典之需。
“书犹言也, 若入谈语, 故为知音;胡越之接, 终不相解, 以此教戒, 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辨, 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6]78文字的讹变固然有其应运而变的自身规律性, 但其在当时的确是破坏了当时书面语体系的稳定结构, 对于当时的文学修辞、文章内容、学文风气的负面影响也是深刻存在的。正如《文心雕龙·练字》中亦谈到:“自晋来用字, 率从简易, 时并习易, 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 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 则将骋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 虽难斯易, 时所共废, 虽易斯难, 趣舍之间, 不可不察。”[3]624用字的变易成为时俗, 反映出的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好易恶难和跟风从众, 结合从所举书目中的“辩嫌”“考源”“整疑”等字眼来看, “固知爱奇之心, 古今一也”[3]625。实则, 语言、文字的变化对于修辞建言的影响, 即是对传统为文之道的影响, 不容忽视:“古今殊迹, 妍媸异分。字靡易流, 文阻难运。” (《练字》) [3]625基于这样深广的考虑,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诸多篇目中对于这一习气所带来的弊端都予以批判, 强调正文字的必要性, 如:“夫文辞鄙俚, 莫过于谚, 而圣贤《诗》《书》, 采以为谈, 况逾于此, 岂可忽哉” (《书记》) [3]460, “若骨采未圆, 风辞未练, 而跨略旧规, 驰骛新作, 虽获巧意, 危败亦多, 岂空结奇字, 纰缪而成经矣” (《风骨》) [3]514, “自近代辞人, 率好诡巧, 原其为体, 讹势所变, 厌黩旧式, 故穿凿取新, 察其讹意, 似难而实无他术也, 反正而已” (《定势》) [3]531, “是以联辞结采, 将欲明理, 采滥辞诡, 则心理愈翳” (《情采》) [3]538等等。字句的讹滥, 于内联结着创作心理的好奇作异, 于外则反映在文章风格的穿凿奇诡, 文章修辞之道, 须由此始正。
(2) 韵书类。“孙叔言创《尔雅音义》, 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 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 以为怪异。自兹厥后, 音韵锋出, 各有土风, 递相非笑, 指马之喻, 未知孰是”[7]529。俗语方言的大盛, 沟通交流需求的驱使, 加上佛经翻译对反切之法的诱导, 声韵之书如《声类》《韵集》《四声韵林》《文章音韵》《韵略》《四声指归》《四声》等的出现便不足为怪了。并且更加令人瞩目的是, 在韵书几乎融合了六朝及以前的文学语言运用的所有经验的基础上, 周颙、沈约等人逐步提出并建立了“声律论” (1) 以后, 声律已然成为了修辞的一扇门户。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将为文中不能很好地融通声律的现象称为“文家之吃”。同时, 刘勰所指又不刻板于“声律论”的规则。形式上, 遣词造句离不开言语之功的再度把握和和发挥:“声画妍蚩, 寄在吟咏,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 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 同声相应谓之韵……属笔易巧, 选和至难……”[3]553。而内容上, 如其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谈到的:“故知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乐体在声, 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 君子宜正其文。”[3]102以《诗经》《乐府》为式范, 紧密地绑定了声律与文章内容, 进一步昭彰了融合文字、音声的声律之于修辞的至要作用。因此, 抒情为文者对声律运用的把握就弥足关键, 而“江左齐梁, 其弊弥甚, 贵贱贤愚, 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 寻虚逐微, 竞一韵之奇, 争一字之巧。”[4]1544
刘勰在总文术时, 对滥用声律的现象亦多有批评, 如:“近代辞人, 率多猜忌, 至乃比语求蚩, 反音取瑕, 虽不屑于古, 而有择于今焉”[3]638, 又如:“然俗听飞驰, 职竞新异, 雅咏温恭, 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 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 自此阶矣”[3]102。声律是修辞树义的关键, 代表着形式却能够发挥超于形式的作用, 担负着更高层次的责任:“岂惟观乐, 于焉识礼”[3]103。
纵览群籍, 魏晋六朝文学修辞的宏观背景之变迁已有足观。
1.2.2 佛经翻译对本土文学修辞之影响
《隋书·经籍志·经部》在“书类”的小序中有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 又得西域胡书, 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 文省而义广, 谓之《婆罗门书》, 与八体六义殊别。”[4]947表层来看, 如前文所述, 佛经翻译影响了韵书的产生。较深入而观之, 《六文书》《四体书势》《古今八体六文书法》这些书目, 同《翻真语》《真言鉴诫》《婆罗门书》《外国书》等书目, 就创作目的而言, 显然是在有意或无意中构成了一种竞争共生的关系, 可见, 佛经翻译所形成的独特文法,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人对中国古代本土文学中的命篇之法的研究和总结;进一步深入到创作实际来探察, 佛经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 在修辞方面所存在的“质”与“文” (2) 的纠葛, 也牵动着中古时期的文学思潮。
佛经初传入中土之时, 往往是通过口授的方式, 由通外国语言的本土人士将原话翻译成汉语, 在这一过程中, 翻译者为了便于本土的对经义的理解和接受, 便以汉语中原本的词汇来替代佛经当中的诸多术语, “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 用‘无为’译‘涅槃’, 用道家的吐纳 (入息、出息) 去译佛教的禅观 (安般) 等等”[9]52。此时期内由于语言的阻隔障碍, 但求传经达意便足以耗费相当的功夫, 译经在语汇方面对修辞的影响亦不甚明显, 更无从谈及文学思想的渗透。
自两晋起, 僧人与文士之间的沟通交流愈多, 译者可以在梵语与汉语之间较为自如地转换, 为了更好地传经达意, 译文的要求也便会自然而然地提高, 佛经翻译中的“文”与“质”的走向也便更为鲜明。鸠摩罗什认为, 按照其天竺国原本的唱经风俗, 经文应当是押韵有调的, 所以翻译成汉语以后, 也应当吻合原先的体制, 方才不伤经文本来的面目。可见, 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方面是倾向于“文”的, 因此, 他特别注重佛经翻译之后的文法技巧。比如, 鸠摩罗什在行文用韵之时往往以佛经原典所要表达的情状为依据而选择用韵与否;并且, 在选用较为文雅的五言句来翻译原典中的韵文部分。如此, 不仅使得佛经译文区别于中国本土文学而别具风韵, 也对魏晋六朝诗歌、散文在形式上的突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再如, 鸠摩罗什在琢磨意译之美的同时, 亦坚守翻译的真实性和准确度, 运用音译之法来翻译一些原典中的专用名词。
此后, 音译往往就成为了外国语汇扎根本土的主要途径。其他主“质”译者如道安, 主折衷者如慧远, 虽则佛经翻译的文质之辨各有采取, 但是从传经达意的接受效果而言, 佛经翻译文学总的倾向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因此, “文”译在文学形式方面对本土文学修辞的引导是最为鲜明、广泛的:无论是实践式范, 还是理论主张, 由于在翻译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施展, 不免会渗透到中古本土文学的创作中来, 弄潮于六朝文学文饰化的风口浪尖, 掀起了关于文学修辞之“质”与“文”的争论。
在这场延续不断的争论中, 主“质”者如裴頠、葛洪, 主“文”者如萧子显、梁简文帝萧纲, 而刘勰在《序志》中则明确表示:“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3]727。《文心雕龙》中多有论及“质”与“文”的关系, 如:“夫三皇辞质, 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 言贵于敷奏” (《养气》) [3]646、“时运交移, 质文代变, 古今情理, 如可言乎” (《时序》) [3]671、“质文沿时, 崇替在选。终古虽远, 旷焉如面” (《时序》) [3]675-676、“夫篇章杂沓, 质文交加, 知多偏好, 人莫圆该” (《知音》) [3]714等等, 始终要求文质相称。
结合《文心雕龙》全书来看, “折衷”的思想或可以视作是对当时文风相对趋于“文”之现状的调适。关于这一点, 在《文心雕龙》其它具体的语境中或可以找到应和之处。梳理全书, “质”与“文”的关系, 或往往具体演化为“通”与“变”、“正”与“奇”、“本”与“末”、“古”与“今”、“意”与“言”、“志”与“辞”、“实”与“华”、“情理”与“文采”、“风骨”与“辞采”这些对应关系, 但总体或可以笼统地归结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刘勰仍然是以紧扣“折衷”的辩证角度来看待文学之“质”与“文”之关系的:“变则其久, 通则不乏” (《通变》) [3]521、“始正而末奇, 内明而外润” (《隐秀》) [3]635、“正末归本, 不其懿欤” (《宗经》) [3]23、“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3]521 (《通变》) 、“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实而难巧也” (《神思》) [3]494、“辞为肤根, 志实骨髓” (《体性》) [3]506、“华实异用, 唯才所安” (《明诗》) [3]67、“情者文之经, 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 理定而后辞畅” (《情采》) [3]538、“蔚彼风力, 严此骨鲠。才锋峻立, 符采克炳” (《风骨》) [3]514。凡此种种, 无一不务以折衷;但我们须注意刘勰的折衷观点是包含着对文学修辞新变倾向的肯定的。我们知道, 刘勰曾寄居定林寺, “依沙门僧祐, 与之居处积十余年, 遂博通经论, 因区别部类, 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 勰所定也”[10]710, 对于撰经、译经的活动定多有涉及。因此, 暂且放置佛经翻译文本对于刘勰的思想倾向方面的影响不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修辞方面, 众多佛经翻译文本修辞的文饰倾向对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由此观之, 佛经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由外而内、由局部到整体地影响着中古时代的文学修辞面貌。
2 魏晋六朝文学风气变化与《文心》观照
基于前述宏观创作环境之下文学修辞的变化, 宋、齐、梁之际文士的创作心理也在发生着改变, 对于当时文学风气的演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充曾经有论:“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 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 通人胜儒生, 文人逾通人, 鸿儒超文人。”[11]607所谓“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之“鸿儒”, 是在能“博览古今”“上书奏记”基础之上彪炳文义者。大抵在刘宋以前, 文人往往与政治和博学有着很高的关联度:钻研经典之外, 文学方面的内容除了部分关于年华与功名的盛衰之类的纯文学文本之外, 主要为实用性的章表书记之类的文体。因此, 世人对纯粹意义上撰写辞章的文人的认同感也相对较低。《宋书·谢灵运传》中载:“灵运为性偏激, 多愆礼度, 朝廷唯以文义处之, 不以应实相许, 自谓才能宜参权要, 既不见知, 常怀愤懑。”[8]1753不仅是因改时易世而身价一落千丈的谢灵运有这般观点, 范晔亦“常耻作文士”[8]1830, 彼时“唯以文义”的文人身份实则亦是不符合社会普遍价值观的。
直到鲍照之时, 其于功业建设虽则仍然野心勃勃, 常有“拔剑击柱”的叹息;但是他实际上也默许了“文义”之士的身份:“其馀吴郡陆展, 东海何长瑜、鲍照等, 并为辞章之美, 引为佐史国臣, 太祖与义庆书, 常加意斟酌……上好为文章, 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 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 实不然也”[8]1477。固然, 鲍照的身份与曹魏时期建安文人群体有相近之处, 但是鲍照毕竟不能如七子一般与其主有惺惺相惜、同生共死之情义, 其才能除却“辞章之美”外亦无所用武之地。
而“文义”之士的广增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对于鲍照及以后的文士, 我们或可以探究其“甘心”为“文义”之士的原因。
首先, 因经籍失、文难得、才可贵等现状, 使得文教建设为各政权统治者所重视起来, “ (明帝) 好读书, 爱文义。在藩时, 撰江左以来文章志, 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 行于世”[8]170, “以迄宋、齐, 国学时或开置, 而劝课未博, 建之不能十年, 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 公卿罕通经术, 朝廷大儒, 独学而弗肯养众, 后生孤陋, 拥经而无所讲习……至梁武创业, 深愍其弊。天监四年, 乃诏开五馆, 建立国学……”[12]1730;再如地方贵族, “ (刘义庆) 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 近远必至”[8]1477。文教的建设和重文的方向倡导, 为文士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而后来的竟陵文学集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则, 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日益繁多, 许多新的文体形式, 就在作者不够严肃的创作态度的催生下, 纷纷步入文学殿堂, 如:“魏文帝又作列异, 以序鬼物奇怪之事, 嵇康作高士传, 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 相继而作者甚众, 名目转广, 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4]982俗人跟风固常有之;而文学修辞新变, 对于爱好文义的人来说则更具吸引力, 使之投身其中, 鲍照的七言乐府即又是一例证。于是, 前有赴、后有继, 修辞工作就更加顺利成章地占据了文士的主要生活。
在如上情况下, 为“文义”之士渐众, 其对文章的雕琢就不免“踵其事而增华, 变其本而加厉”[13]1, 文士写作往往“文患其事尽于形, 情急于藻, 义牵其旨, 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 大较多不免此累, 政可类工巧图缋, 竟无得也”[8]1830。是故, 六朝文学日益注重文采、文风出现流弊的倾向深受之推波助澜, 并在萧纲文学集团手中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因文士纠集而日渐流靡的文风也极大地败坏了文士的精神面貌和当世的学术风气, 如:“晋朝南渡…其馀文义之士, 多迂诞浮华, 不涉世务;纤微过失, 又借行捶楚, 所以处于清高, 盖护其短也……”[7]317-318, 而至“梁朝全盛之时, 贵游子弟, 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 敷粉施朱, 驾长檐车, 跟高齿屐, 坐棋子方褥, 凭斑丝隐囊, 列器玩于左右, 从容出入, 望若神仙”[7]148, 其风气流毒之深, 竟至于此。
面对文学修辞和文风弊病的日渐笃深, 刘勰从根源之一———文章修辞入手, 挺身捍卫为文之道, 纠正文学风气, 寄意于以此重塑当时的文化秩序和文士的精神世界。要之:一则“知音”“见异”、执正驭奇, 以“正末归本”;二则“摛文必在纬军国, 负重必在任栋梁, 穷则独善以垂文, 达则奉时以骋绩” (《文心雕龙·程器》) [3]720;三则“振叶以寻根, 观澜而索源”[3]726, “述先哲之诰”[3]726、有“益后生之虑” (《文心雕龙·序志》) [3]726, 由表及里, 层层深入。以其纵贯古今的文学修养和机敏锐利的文学嗅觉, 刘勰旨在打磨有宋以来追新逐丽的文风, 使之不受文弊的左右而趋于极端。
3 结语
魏晋以降, 万物皆欲变, 其时的文学修辞亦不例外, 其变革是深广且持久的;因此, 深具洞察力的刘勰其廓清文风、匡正时弊的用心也必定同样是殷切而深远的。
刘勰的用心也恰恰是他的预感, 其心愈切则其对当时文弊趋势的预感愈是强烈。个人再优秀, 其力量总是有限的;众生再平凡, 其汇聚之势定难抵挡。果然, 刘勰所反对的, 在其身后, 几乎都应验了。但刘勰所坚持的, 也终由一批批新的、优秀的文人所实践, 不负刘勰纠正文弊、有益后生之苦心思虑。并且, 与刘勰观点不谋而合的文人及文学又继续支持着他。如唐代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作后尘”[14]900, 又如金代元好问“汉谣魏什久纷纭, 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15]7, 再如明代李梦阳:“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务远者, 何也?知其实者少, 而徇乎名者多也。世远则论定, 持定采名, 则旷世相慕, 故汉文帝拊髀思颇、牧, 而不知李广、魏尚者, 以其近也。近则疑, 疑则实昧, 实昧则忽之矣。斯时俗之重悲也”[16]569。凡此共鸣, 正反映出了刘勰继作圣哲、逆流而上的高明之处, 更是他洞察文弊之后的心血所铸:掌舵文运, 有益后生。其用心之深远、胸怀之博大, 如其自道:“蔚映十代, 辞采九变。枢中所动, 环流无倦。质文沿时, 崇替在选。终古虽远, 旷焉如面。”[3]675-676
所以, 刘勰的著作动机虽则针对宋、齐、梁之际的为文时弊, 却不仅仅为一事、一时而作。察刘勰文心, 须观其澜以索其源:对文学修辞动向及当时文士创作心理和文风面貌的的宏观考察, 是泛览其下游的波澜;而文学修辞的具体运用, 亦即具体文学作品与《文心雕龙》指摘的凿实, 则是在中游段观其水势、以探其赜时将迎面而至的重要环节, 有待后续撰文以详。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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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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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知几.史通通释[M].蒲起龙, 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6]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M].杨明照, 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1.
[7]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 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3.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9]蒋述卓.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思想[J].文艺研究, 1988 (5) :23-26.
[10]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1]王充.论衡集释[M].黄晖, 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0.
[1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3]萧统.文选[M].李善, 注.北京:中华书局, 1977.
[14]杜甫.杜诗详注[M].仇兆鳌, 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9.
[15]元好问.元好问诗词选[M].狄宝心, 选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5.
[16]李梦阳.空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注释
1 中古时期从魏晋开始, 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 到明中叶为止。……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时期具备了, 而且成熟了。[1]13
2 《隋书·经籍志·序》对于当时的乱象描述是:“董卓之乱, 献帝西迁, 图书缣帛, 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 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 扫地皆尽……魏氏代汉, 采掇遗亡, 藏在秘书、中、外三阁……惠怀之乱, 京华荡覆, 渠阁文籍, 靡有孑遗…东晋之初, 渐更鸠聚…其后中朝遗书, 稍流江左…齐末兵火, 延烧秘阁, 经籍遗散……”[4]906-907
3 然自晋咸、洛不守, 龟鼎南迁, 江左为礼乐之乡, 金陵实图书之府, 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 言喜风流, 颠沛造次, 不忘经籍[5]151。
4 夫五色相宣, 八音协畅, 由乎玄黄律吕, 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 低昂互节, 若前有浮声, 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 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 始可言文。[8]1779
5 典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质”与“文”,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修饰主张倾向, 一倾向于素朴, 一倾向于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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